80年代，中国大陆从动荡走向安稳，各种禁忌也随之消失。
对多难的人民来说，这是个福音频至的时代，远在海外的张爱玲，也体会到了丝丝缕缕的暖风。
1979年，姑姑辗转和她取得了联系。
——这感觉，真是“忽闻海上有仙山”！
当年爱玲离开上海时，和姑姑相约，断绝一切通讯联系。这个做法，不免有点草木皆兵，但是到了文革，就显出姑侄俩的远见了：正因为没有联系，姑姑便没背上“海外关系”的沉重包袱。
几十年间，张茂渊基本平安无事，但她当年的初恋情人李开第却难逃一劫，扣上了“洋奴”的帽子，被折腾得半死，直弄到“六亲断绝”，妻子也在1975年病逝了。
这时候的李开第，孤苦伶仃，只有张茂渊还常来照顾他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没有人敢来看我，惟有张小姐仍来看我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但还转不上念头要结婚，人都老了。”陈怡真《到底是上海人》。
1979年，李开第获平反，在朋友们的撮合下，与张茂渊结婚。两人同龄，都是78岁，是地地道道的“黄昏恋”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姑姑联系上了宋淇，给张爱玲寄去了第一封信。
堪称传奇的是，姑姑此时，仍旧住在爱玲走时的那个“卡尔登公寓”。
爱玲回信叹道：“我真笨，也想找你们，却找不到，没想到你们还是在这个房子住。”
不过，姑侄俩此后的通信并不频繁，有时姑姑半年也收不到爱玲一封信。
1981年底，上海《文汇月刊》刊出张葆莘的文章《张爱玲传奇》。这是大陆报刊1949年以后第一次出现张爱玲的名字。
弟弟张子静看到了，欣喜莫名。
他们的父亲张廷重，早就于1953年因肺病去世。解放前，张廷重几乎把所有的产败光，和孙用蕃租住在江苏路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里，相依为命。
那时，张氏族在青岛还有一处房产是在张廷重的名下，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赎买政策，将房产收归国有，每年发给张廷重一千多元定息。这样，他晚年虽然夹着尾巴做人，但好歹不至于潦倒了。
孙用蕃在解放后为经济条件所困，人也变勤快了，东奔西走地揽些活儿干，以补用。张廷重去世后，她靠着定息收入，还是活得下去的。
文革爆发后，定息不再发了，可巧孙用蕃有个弟弟在东京，以前欠她的钱，这时候就隔三差五给她寄钱，这么维持了下来。70年代中，她因患眼疾双目失明，雇了一个小保姆伺候，于1986年去世。
张子静一直未婚。解放后，在上海浦东当小学教师，先后换了几所学校。后来他任教的小学升格为中学，他也就成了中学教师，1986年正式退休。退休后，就搬到江苏路的14平方米小屋来住了。
因为张子静和姑姑素无联系，所以姑姑和张爱玲通信，他一直不知道。1983年，他通过香港和国的朋友，才和姐姐取得联系。
他给姐姐写信，附上了张葆莘的文章。后来，又写信劝张爱玲回国来看看，张爱玲复信说不会回去，只要能通信就好。
此后有一段时间，张子静再写信去，就杳无回音。原来，张爱玲在洛杉矶频频搬，一直到1989年初，两人才又联系上。
这一年，她在给弟弟的信中说：“传说我发了财，又有一说是赤贫。其实我勉强够过，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，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。没能力帮你的忙，是真觉得惭愧，惟有祝安好。”
她还是她，对弟弟仍是淡淡的，也不愿有钱财上的牵扯。但是在同一年，她得知姑姑生病，又逢“多事之秋”，便急着想给姑姑汇钱，希望姑姑的日常生活不至受太大影响。显然，她还是与姑姑亲。
早在1982年时，张爱玲就有机会回国省亲。那一年，北大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，偶然看到张爱玲的作品，大为赞赏，于是辗转托人，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“私人访问”。
张爱玲回信致谢，但表示并不想回国：“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，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，所以不想回去看看。去过的地方太少，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……”
据说这里所说的“别处”，就是欧洲。张爱玲平生所憾“去过的地方太少”，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。
张爱玲因为当年“香港之行”的创伤，不愿回国一游，可是故土对她的热情却与日俱增。
80年代中期以后，不仅张爱玲“重归”中国现代文学史，而且大陆读者对张爱玲“迟来的爱”也汹涌而至。
短短几年时间内，《倾城之恋》在《收获》杂志发表，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译本发行，柯灵文章《遥寄张爱玲》在《收获》和《读书》杂志发表，掀起了“张爱玲热”的第一波大潮。
1985年，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旧版《传奇》，这是内地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。到1992年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《张爱玲文集》，终于使“张爱玲热”走入了大众层面。
张爱玲这个名字，就此成为喻户晓的一个“传奇”。
众多的女作家也蜂起效仿“张氏语言”，一时女性文字中“底子”、“芯子”之类的词汇夹缠不清。
此后，大陆各出版社狂印张爱玲作品，以满足读者需要，但大都未经授权。张爱玲当然很不满，授权姑父李开第处理她的大陆版权，但李开第已是八十老翁了，哪里管得过来？
在解放初的上海，以梁京为笔名发表的《小艾》，此时也在港台被人“发现”，两地报纸同时连载，香港还有人出了单行本。
张爱玲“望洋兴叹”，只好搜集整理了一批旧作，由台湾皇冠出版了《余韵》(1987)和《续集》(1988)两本集子。
那么，她在80年代中期，为何要频频搬家？
这是张爱玲研究中的又一段公案了——她是在“躲跳蚤”！
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，为了“躲跳蚤”，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。按这样算的话，张爱玲搬家次数高达一百八十多次，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！
她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所说的，就更玄了：“天天上午忙搬家，下午远道上城按：主要去看医生。，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，最后一段公车停驶，要叫汽车——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……”
一周搬一次家，应是夸张的说法了，再说洛杉矶也没有那么多汽车旅馆可供她选择。
汽车旅馆虽简陋，却定期有人清扫，连床也不用铺，对她倒也正合适。这段期间内，为减轻拖累，她不得不尽量丢弃一些“身外之物”，后来渐成习惯，反倒视一般家居摆设为累赘了。
早在“躲虫子”之前，庄信正担心张爱玲的健康，就把自己的一位朋友介绍给张爱玲，以便就近照顾。
这位新朋友叫林式同，是土木工程师、建筑商，既不爱好文学，也从未闻张爱玲大名。
他第一次去找张爱玲，是在电话里约好的，路上开了40分钟的车，还因为违章接受了一张罚款单。找到张爱玲住的公寓305室，他敲了敲门，里面仿佛有动静，却没有人应门。
他再敲一次，并且自我介绍：“张女士！我是庄先生的朋友，我姓林！他托我拿东西给您！我跟您通过电话！”
屋里有了动静，又过了半天，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：“我衣服还没换好！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！谢谢！”
林式同大为诧异，但也只能应一声好，把东西放在门口，就往电梯口走。忽然听到身后有开门关门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。
——真是太神秘了！
其实，张爱玲一是怕生；二则受英式教育影响，不想在卧室里见客——她一直住单身公寓，只有卧室，没有客厅。
直到一年后，张爱玲为躲“跳蚤”开始频繁搬家，不得不求助于林式同，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，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会客厅“接见”了他。
当时林式同看见，“……走来一位瘦瘦高高、潇潇洒洒的女士，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，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”。
——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，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，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。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，出门也穿毛拖鞋，有时戴上假发套。
这次张爱玲谈了躲跳蚤的事，说将来如果需要，还要请林先生帮忙物色房子。林式同大惑不解，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，后来竟然成了张爱玲专门的“租房代理人”。
张爱玲对那个卡夫卡式“蚤子”的存在，坚信不疑。有的朋友不理解，写信给她说，杀灭跳蚤很容易，用喷杀剂就行了，何必搬家？
张爱玲答复：是南美种的蚤子，非常顽强，小得肉眼看不见，根本就杀不净。
她去看医生，医生也难以置信，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，但又不便明说。
宋淇对这件事也是牵肠挂肚，便邀请张爱玲到香港来治病。但张爱玲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，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，她自己说是“三搬当一烧”，不但把《海上花》的英译稿给弄丢了，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，想去香港，也去不成了。
她这一段过得相当不安稳，兼之牙痛又发作，怎么也看不好。据夏志清讲，她不像夏志清他们看病有固定的私人医生，她看病，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，路途很远，要搭公车去，看病时还要等候多时。
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，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。稍有能力者，都要买部旧车代步；搭公车的，十有###是穷人、流浪汉、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。可以想见，张爱玲装束怪诞，手提纸袋混迹其中，有如潦倒的bag lady“纸袋流浪女”之意。，该是何等狼狈！
夏志清教授后来提及此事，痛心疾首。
也有张传作者不解：从各方面资料来看，她这时收入已经不低，为何不去找私人医生？——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她的健康成了问题，朋友们辗转相告，都很忧心。大家认为，张爱玲长期独居，过于封闭，且起居无规律、饮食简单，人也就老得快。
10年前，张爱玲曾经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、哈佛研究生司马新。司马新因为选了《海上花列传》做学位论文题目，通过夏志清向张爱玲请教，与张爱玲建立了书信联系，后来也加入了张爱玲朋友们的行列。
此时，司马新已在波士顿一家公司任职。1988年，他辗转托人，在洛杉矶找到了一位名医，答应可以给张爱玲看一看。不久，司马新收到张爱玲来信，说已经看好了病，盛赞那位名医“医道高明，佩服到极点”。
医生的诊断是，以前大概遭遇过跳蚤，但两三年前就没有了，现在的瘙痒是皮肤特殊敏感，敷了药就好。张爱玲说，用药过后“奏效如神”，现在已经找到房子定居了。
朋友们这才放了心。
司马新后来在他写的张爱玲传记里，坚决否认了“张爱玲晚年有心理疾病”的说法，但是，这三年间惊人的搬家次数，似乎也不是心理正常者所为，大概还是老年心理偏执的反应。
在张爱玲治疗期间，水晶在《中国时报》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《张爱玲病了！》，以唤起各地张迷的共同关注。可是，张爱玲并不领情，怪他泄露了个人隐私。水晶只能叹息：“无意间得罪了她，被摒于‘张门’之外，连‘看张’的资格都失去了！”
“跳蚤事件”到此似乎告一段落，但接下来，张爱玲又遭遇了“垃圾事件”。
1988年秋，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，皮肤病好了，可以找固定住所了。
没过几天，张爱玲又从一家汽车旅馆写信，请林式同赶快替她找房子。还没等林找到合适的房子，她自己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，离她最后住的那家汽车旅馆只有一英里路。在这里，她住了有大半年。
这是一条比较嘈杂的街道，居住的人各种肤色都有，是大都市里的“第三世界”；但张爱玲租住的公寓却似鹤立鸡群，相当整洁。不过，价格也够昂贵的，每月380美元。
她的房间，是走廊最里边的一个套间，家具齐全。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，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E.ZHANG。
她的身体，已经大不如前，整天不出门。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，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。偶尔出门，就是购物。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，比如咖啡、牛奶、胡桃派、熨斗、衣架、奶油、抹布、刮刷、香皂等等，然后出去，跑几家店一次买齐。
偶尔也看报纸，不过都是挑着看，不大认真。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，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，还要半夜三更才去，以防遇见人。
在屋内，她只穿一次性拖鞋，觉得脏了就扔。不再打理发型，只以假发替代，也不再化妆，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。
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“老鼠洞”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，她的隔壁，不声不响，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！
这女客，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。很多张传都说她是“台湾某报”的记者，实际上，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，后来曾与台湾明星演员赵文瑄有过一段“姐弟恋”，不过，当时还只是一个“文坛新人”。
戴文采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，刻意学过张爱玲的文笔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她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，就写信去给张爱玲，表示希望能够拜访一下。
这当然不可能有回音，“类似的信件，到了张爱玲手里就如落进太平洋”。戴小姐决定不放弃努力，1988年秋，她跟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主编、诗人痖弦约定，算是由报社派遣，前去采访张爱玲。
戴文采找到了张爱玲住的公寓，向管理员提出，要租住张爱玲隔壁的那间房。
一连等了十多天，那房子才空出来，她立刻入住。
她并不想打扰张爱玲，只是在悄悄地等待张爱玲出现。只要看见人，也就达到了目的。
结果整整等了一个月，每天贴着墙壁听张爱玲住房的动静，最终才看见了一次——张爱玲出来倒垃圾！
戴文采其实并无恶意，虽然张爱玲对此类举动肯定要愤怒，但也多亏了戴文采的这次“卧底”，世人才得以了解张爱玲晚年的一个真实侧面：
她真瘦，顶重略过八十磅。生得长手长脚，骨架却极细窄，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，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，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，像只收口的软手袋。因为太瘦，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，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。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，但她正巧站在暗处，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，只觉得她皮肤很白，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，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，一丝不苟的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。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，门外已放了七八只，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。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，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，即使前倾着上半身，仍毫无下坠之势，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，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。她的腿修长，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，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；我正想多看一眼，她微偏了偏身，我慌忙走开，怕惊动她。佯作晒太阳，把裙子撩起，两脚踏在游泳池浅水里。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，一直没有出来，我只好回房，待我一带上门，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，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，她走着，像一卷细龙卷风，低着头，仿佛大难将至，仓皇赶路，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，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，因为距离太远，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，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，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，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。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，甚至想起绿野仙踪。
看见张爱玲这样警觉，戴文采当然不敢作他想。一个月来，她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机声音之外，一无所获，就这样看了一眼就走，未免不甘心。于是她灵机一动，把垃圾桶里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用树枝勾了上来。
拿到“战利品”后，戴小姐有如侦探，对这些废弃物做了一番分析，得出了结论。比如，张爱玲平时吃什么东西、喝什么饮料、读什么报纸、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；她打鸡蛋壳的技术如何糟糕，牙齿如何不行了(因为没见有零食)等等。
最富有戏剧性的是，戴文采给张爱玲的那封信的信封，也在垃圾里。张爱玲喜欢用废旧信封做草稿纸，这张信封上，恰巧有一段文章草稿涉及戴文采，说是现在好不容易希望安静，如果要被采访，就好比“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，还给人要了去”。
在一些废纸里，还有写给夏志清和痖弦等人的信稿。
这些文稿，都被戴文采收藏，内容至今没有披露。
戴文采在兴奋中，写下了一篇采访记：《我的邻居张爱玲》，全文有洋洋万言。
文章写得非常详尽，看得出她确是一个超级张迷，对张爱玲的语录信手拈来。文章最后说，关于“铜板”的那两句话，“确实叫人十分抱歉，一口好井在人语喧哗中兀自凉着，也那样喜欢着外头世界的繁华，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？”
她的崇拜还是很虔诚的，知道决不能莽撞。
但此刻，她实在按捺不住激动，便打电话给旧金山的台湾女作家T女士，详述了她的奇遇。
戴文采冒险得了手，又想进一步设法接近张爱玲，于是叮嘱T女士：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！
但是，戴文采的这位朋友T女士，法律意识要比她强得多。按照美国法律，随意翻检别人的垃圾属于侵犯隐私权，是违法的。即便不考虑美国法律，T女士也觉得大为不妥。
于是，T女士马上电告夏志清，夏志清又转告了庄信正。庄信正不敢怠慢，立刻给张爱玲打电话。
张爱玲平常是从不接电话的，这次，也许是心灵感应，一打就通。
庄信正急急忙忙地说：“现在你隔壁住了一个戴小姐，据说是台湾《联合报》委托的……”
张爱玲立刻挂断了电话。庄信正第二天再打去，就无人接听了。他没有办法，赶忙给林式同打电话，想不到林式同轻松地说：“没问题，已经搬好了。”
在“躲跳蚤”的三年中，张爱玲早已练出了迅速搬家的本领，在林式同的协助下，她第二天就搬了家。戴文采枉做了一回超级间谍，竟然对隔壁的动静一无所知。
她仍是每天贴着墙壁听声音，发觉没有了电视机声，以为是张爱玲病了。可是一连几天没动静，她疑心起来，跑到公寓管理员那里打听，才知张爱玲已从她眼皮底下转移了！
戴小姐着了急，赶忙把自己写的稿件寄往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，想藉此一鸣惊人。但是痖弦看过后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我们要等张爱玲百年之后，才能发表你这篇稿子！”
原来《联合报》的委托，是想让戴文采直接采访到张爱玲，搜集到材料，为将来的“讣闻版”做准备。他们过去一直是这样，名人一旦逝世，次日便有大幅专版出来，内容详尽，在舆论界常引起轰动。
这次也是为将来“未雨绸缪”，并不准备马上登出报道。张爱玲的信息，自从1972年水晶在《中国时报》发表《夜访张爱玲》之后，16年间再也无人能打探得到，《联合报》这个策划可谓洞察先机。但这样一篇“翻垃圾”的稿件，势必对报纸的形象有很大杀伤，所以痖弦断然拒绝采用。
戴文采无法，便又将稿子转给《联合报》的竞争对手《中国时报》，并且三番五次打越洋电话，催问该报副刊编辑李季，谈到了稿子何时能发、报酬如何给、“卧底”的费用如何报销等问题。
李季也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，她看了稿子后，同样拒绝发表，还打电话通知了庄信正，请庄迅速转告张爱玲。庄信正告诉她：“她们都已经搬走了。”——她们，是指张爱玲和戴文采。
稿件被《中国时报》拒绝，戴文采大感意外，后来另找途径发表了这篇“淘垃圾”的采访记，还把文章收入了自己的文集中。
这个事件纷纷扬扬了一阵，遂告落幕。“戴文采”这个名字，也因这次“出位”举动，永远留在了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史中。
张爱玲在这之后，两次在给司马新的信中提到“戴文采事件”，并解释说，这就是自己的地址对外保密的原因。她的地址，连她的姑姑都不知道，只是租用了一个信箱收信件。她说，“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”，所以她不能住在港台。
她对司马新的帮助，铭感于心，强调说“不亏了你热心，我还住在旅馆流浪”。但感激是感激，她的地址还是不告诉几乎所有的朋友，也不接待朋友。这在她，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回事。
张爱玲从庄信正那里得知了李季处理这事的态度，在1988年圣诞节前夕，寄了一张贺卡给李季，上面写道：“感谢所有的一切。”
张爱玲的晚年，多亏有林式同的就近帮忙，才使她免去了许多烦劳。
垃圾事件之后不久，张爱玲又要找房子，恰好就在半英里外，林式同设计和建造的公寓楼群刚刚竣工，张爱玲看过后很满意，很快就搬入了。
林式同嘱咐公寓经理，请为张爱玲的住址保密，如果万一有急事，要马上通知他。
但张爱玲仍然很要强，轻易不肯麻烦朋友。搬家时，林式同要为她叫计程车，她说东西少，不用麻烦了。
1989年3月，她在过街时被一位中南美洲的青年撞倒，跌破了肩骨。她在给姑姑的信中说“这些偷渡客，都是乡下人，莽撞有蛮力”，看来是伤得不轻。
去看医生，医生嘱咐先做体操、水疗，观察一段再说。后来，幸而不用开刀了。
公寓经理不明所以，看见张爱玲手臂摔坏了，包着布像个大圆球，连忙打电话给林式同。林式同立刻来电话询问，张爱玲轻描淡写地说：是坐火车摔了一跤，多躺着就好了，不必担心。
林式同问她还有什么问题，张爱玲说牙齿、皮肤、眼睛都有问题，但并不需要他帮助。
林式同古道热肠，助人不求回报。十多年间，他其实只见过张爱玲一次，但需要帮忙时却毫不迟疑。他帮助张爱玲补办了所有遗失的身份证件，以他自己的住址作为张爱玲的永久地址，申请了张爱玲的身份、保险、老人福利等证件。
张爱玲对他，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，几乎视为亲人。她跟林式同讲话，从来不说英语，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带。林式同是她晚年与之通电话最多的人，有一次，她说：“我很喜欢和你聊天。”
张爱玲在电话里抱怨牙痛，林式同就说：“牙齿不好就拔掉。我也牙痛，拔掉就没事了！”
张爱玲若有所悟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身外之物还是丢的不够彻底！”
1991年，张爱玲住的那座公寓，搬来了一些南美和亚洲移民，素质不高，嘈杂、不讲卫生。有人还养了猫，招来了蟑螂和蚂蚁。张爱玲不能忍受，给林式同写信说要搬家。
她提出了找房子的条件，有8项之多，其中有一条是，房子要足够新、没虫。
——卡夫卡的“蚤子”又在骚扰她了！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”，“橱柜一格一罐”。
还有一条也很怪，是要求“附近要有火车”。她是喜欢听火车的声音。无论对生人还是熟人，她都恐惧；但是扰攘的“市声”，却是她的良友！
7月初，林式同选好了房子，房东是伊朗人。林式同开车来陪张爱玲一起去签约，这是林式同十多年来第二次见到她，距第一次见她已有7年之久！
在车上，林式同问她健康情况怎么样，张爱玲说牙齿问题是个苦恼。林式同注意到，她的牙齿真的是有点走样了，连嘴唇都受到了影响。
张爱玲还提到三毛，说“她怎么自杀了”，言下不以为然。
可是，三毛是谁？林式同不知道，就更不知道三毛曾写了一个以“胡张恋”为蓝本的电影《滚滚红尘》，于是，只好一声不吭。
新居是单身公寓，在西木区(Westwood)。搬家的时候，她仍然坚持自己搬，不要林式同帮忙。这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，也是张爱玲在洛杉矶住过的最好的一个区，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。
在林式同看来，这里环境虽好，但恐怕还不是张爱玲最理想的住所，因为听不见她喜欢的喧闹“市声”。顺便提一句，在签约的时候，林式同还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听见张爱玲说英语。
在新居住了半个多月，那位伊朗房东有些沉不住气，打电话给林式同，说老太太经常忘记带钥匙，要他帮忙开门；又频繁抱怨浴室的设备有问题，要他去修理；还有诸如此类的麻烦事。
伊朗房东很担心：“这位房客是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”
——潜台词已经很明白。
林式同早有思想准备，说：“她没有问题，过去还做过我的房客，按时交房租，不爱打扰别人，你尽管放心，有事找我好了！”
为了防止再有“卧底”跑来，她干脆在信箱上用了一个越南人的名字。房东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她说，自己的亲戚很多，都传说她发了大财，怕他们找上门来借钱。
不过，这个信箱她也很少开启，一个月才打开一次，邮件常常塞得满满的，闹得邮政局很有意见。
在她频频搬家，与张子静中断了联系的那几年，弟弟还是很牵挂她。1988年，一位熟知张家家世的老人，拿了一张报纸，神色慌张地跑来找张子静：“你姊姊可能出事了！”
张子静一看，报纸上用红圆珠笔画出了一行字：
已故女作家张爱玲……
张子静一时呆住，难道音信不通是因为这个？
他将信将疑起来。张家的人不长寿，爷爷张佩纶、父亲张廷重，都没有活过60岁。母亲黄素琼也仅是61岁就谢世。姐姐如今已是68岁了，难道真有不测？
可是，张爱玲，是著名作家，假若真的“已故”了，应该有大规模的报道才对呀！
张子静问遍了在上海和在美国的亲戚，都说不知有此事。他又跑到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，把一封写给张爱玲的信委托他们转交。
这封信的转送途径规格之高，令人咂舌，是由上海市侨办转呈国务院侨办，再由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中国领事馆，请领事馆代为送达。
这本来是连领事馆也办不到的事，可巧领事馆有人认识戴文采，这才知道了地址，把信寄到了张爱玲那里。
张爱玲回了信，张子静方才放了心：所谓“已故”，是舞文弄墨的人想当然耳！
这时，姑姑有病，弟弟也热情相邀，但是张爱玲打定主意不回去。
即使是和林式同在电话里聊天，她也极少提及旧事。只有一次林式同告诉她，自己要去上海一趟，张爱玲似有所感，停顿了一两分钟，说：“哦，上海，恍如隔世！”
1990年，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创刊40周年，报社邀请张爱玲赴台担任当年的“时报文学奖”评委，允诺评奖结束后，可出路费、派专人陪她去上海看望姑姑。
她还是婉言谢绝了。台湾她不会再去；上海，也只有永远放在记忆的搁物架上了。
1991年，张爱玲半个世纪的好友炎樱去世了。此前，张爱玲虽与炎樱有所疏远，但通信往来还是有的。
同年6月，又有消息传来，姑姑张茂渊在上海逝世，享年90岁。留有遗嘱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骨灰随便撒掉。
张家是弱枝，本来亲人就不多，姑姑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亲的一个。如今，他们一个又一个隐进了历史的烟尘。
——在那个年代里出生、成长、盛放，也许本来就是错？
大概是亲朋的离去，对她有所触动，第二年2月份，林式同忽然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。
遗嘱的内容有两点：“一、如我去世，我将所有的财产遗赠给宋淇和宋邝文美夫妇。二、我希望立即火化，不要存放在骨灰存放处，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如果撒在陆地上，应撒在荒野处。”
在“遗嘱执行人”一栏里，张爱玲写的是林式同的名字。
她考虑到林式同一定会感到突兀，便在信中解释道，前不久因为要委托上海的姑父代理大陆版权，她去文具店买委托书，顺便就买了一份遗嘱，“免得有钱剩下来就会充公”。
张爱玲对林式同说：“也没先问一声，真对不起。附寄了个副本来给您过目，不用还我。好在立这遗嘱一共只二十美元，如有难处，不便担任，再立一份，这一张就失效了。我除了点存款没值钱的东西，非常简单。万一有费用不够付，宋淇夫妇会补还。是否能行，等有空请晚间打个电话告诉我(477－9453)，可行的话我就拿去登记。”
林式同当然摸不着头脑：“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，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……遗书中提到宋淇，我并不认识，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，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，可以让她另请他人。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，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母亲比她大得多，一点事也没有……因此，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，没有答复她。可是在张爱玲看来，我不回音，就等于是默许，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，我几乎把它忘了。”见《有缘得识张爱玲》。
可以看出，张爱玲对于生死问题，看得很开，对身后安排是有条不紊的。可是，她恰恰没有留意自己最大、最具价值的一笔遗产——著作版权。这笔无形资产，在她，真的也就是无形吧，跟没有一样。
她的这种超脱，留给世间的却是一些不超脱——在她身后，皇冠出版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为张爱玲著作的版权，打起了无穷无尽的官司。
3月，张爱玲又给宋淇写了信，告诉他自己的遗物将赠与他们夫妇：“还有钱剩下的话，一、用在我的作品上，例如请高手译。没出版的出版……；二、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。即使有较多的钱剩下，也不想立基金会纪念。”
张爱玲又一次隐身在深深的雾中了。
她最后这几年是怎么过的，林式同也不甚清楚。
她住的公寓，位于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叉的地方，是一幢淡灰色的四层楼，门前有一棵松树和一棵棕榈树。
公寓大门对面，有小书店、修鞋铺。她偶尔出来散步，邻居跟她打招呼，她也回应一声，只是一声Hello，就再无多话，以至旁人都以为她不会说英语。
书店的老板也常见她，但她去书店，都是匆匆来去，从不说话。——去小书店，能买什么书呢？是那种她喜欢读的“垃圾小说”吧？
1993年春，有一位大陆学者，差一点就见到了她。
这个人与她甚有渊源，就是著名的红学专家魏绍昌先生。
细心的读者应该还记得，魏绍昌就是当年桑弧在家里宴请张爱玲时的座中客，不过，那时他还在金融界做事。
这次魏绍昌到美国来访问，在洛杉矶，巧遇一位与张爱玲同住一幢楼的女邻居！
世界果然很小。魏绍昌既惊且喜，试探可否能联系上张爱玲。女邻居答应，如果给张爱玲写信，她可以帮忙塞到张爱玲的信箱里去。
魏绍昌当然知道张爱玲不见人，尤其对大陆去的人更抱着戒心。
不过，偶而也有例外，80年代初，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到洛杉矶，想去看望她，托熟人向她联系。张爱玲知道冯亦代过去也在上海，表示同意见面。
可是，张爱玲的答复总是“迟复为歉”，待冯先生得到通知时，人已经离开洛城了。后来，冯亦代提到此事，感到万分惋惜。
魏绍昌对吴语小说、越剧和评弹都很有研究，他考虑了一下，认为自己和张爱玲可说的话很多，想来她也会乐于听的，何况他们在上海还有过一面之缘。于是，写了一封信说明来意，并写上了他在洛城的联络电话。
信虽发了，但魏绍昌知道她性情孤僻，并不抱太大的希望。果然等了几天，杳无消息，他也就离开洛杉矶了。
半年以后，魏绍昌已回到上海。洛城的友人来电话告诉他：在他离开洛城一个多月之后，有一位自称姓张的老太太来过电话，问：“魏先生在吗？”朋友告知早已走了，她又说了一句：“我刚看到信呀！”电话便挂断了。
魏先生后来回忆说：“我知道后，曾激动了一阵，张爱玲对上海毕竟还是有感情的！”见《两记张爱玲》。
魏绍昌大概不会想到，这是张爱玲生前与大陆方面来人的最后一次联系。
张爱玲几年来心里就有急迫感，她在给司马新的信里说：“剩下的时日已经有限……想做的事来不及做……”
她又有了小时候“穿上新鞋也赶不及”的焦虑。
进入90年代，她有几个计划，都在“急管哀弦”地进行着。
首先是编订《张爱玲全集》，准备收入已发表的全部著作。
此前，“皇冠”虽然已经出版了张爱玲的作品十余种，但没出《全集》毕竟是遗憾。这次编者和作者双方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，进度相当之快。从1991年着手，一年以后就陆续出版。《全集》里的每篇文章都是张爱玲亲自校订，稿件在台北和洛城飞来飞去，耗费了双方不少的精力。
第二，是编一本图文并茂的《对照记》。
这一本，编写得也相当快，1992年秋，稿件就寄到了台北。出版社对残损照片进行了精心修补，在1993年11月的《皇冠》杂志上先行登出。而后在1994年6月，作为《张爱玲全集》第15卷出版。
《对照记》一出，张迷们争相购买，又是一番洛阳纸贵的盛况，一年半内，就印刷了7次。
该书收入老照片50余幅，从张爱玲的童年时起，到她40多岁止，50岁以后的一张也没有。其中有一幅，很值得一说。
那是1944年拍摄的一张，她原本穿着薄呢旗袍，但怕单色旗袍不上相，便又披了件浴衣在身上。
这幅照片后来“出镜率”很高——她颔首低回的样子，很有些惊艳。假如不是她自己说出来，谁能想到，照片上的服饰竟是临时凑合的！
书里还收入了李菊耦、张佩纶、黄素琼、张茂渊、炎樱等人的照片，但没有胡兰成和赖雅的。张爱玲在文字说明里声称：“惟一的取舍标准是怕不怕丢失。”这当然不能解释不收两位丈夫照片的原因。
也许没有什么更复杂的原因。她只是——不愿意让人家指指点点。
第三项计划，是重写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《小团圆》。
何以名之“小团圆”？这书名大概也含有张爱玲一贯的反讽吧。
中国人讲究凡事的结局要“大团圆”，一生要功成名就，子孙满堂。可是，张爱玲揣度自己的一生，莫说“成功”，就连一般人的“圆满”也没达到。她无头衔、无功名、无房产、无子嗣、无金婚之福，一辈子都是“无产者”。
但是，这样的人生结局，如果不叫“团圆”又叫什么呢？于是，只能名之为“小团圆”。
《小团圆》的这一稿原定1993年内写完，在1994年2月“皇冠”40周年庆典时，与《对照记》合为一集出版。可是，后来因她身体不佳的原因，一再延期。此外，张爱玲还考虑，两书合为一集，书太厚，书价也会太高，于是要求先出《对照记》。
这一延宕，竟然就再也没写完！
《小团圆》实际上有两稿，前一稿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动笔并完稿。据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表示，在整理张爱玲的书信时，发现她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，曾以英文撰写了23万字的自传性小说《易经》(Book of Change)，因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而作罢。
1964年台湾作家朱西宁打算根据胡兰成的叙述，为张爱玲写传记。张爱玲深感不安，一面写信给朱西宁劝阻，一面从《易经》中抽取一段，用10个月时间改写成《小团圆》，此谓第一稿。如此匆忙，意在与朱西宁的传记“打擂台”。
第一稿并未出版。张爱玲在1992年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，曾明确提出“《小团圆》小说要销毁”。
而后，她又在1993年重写，结果第二稿没有写完。现在所出版的，不知是哪一稿。
《小团圆》是张爱玲最为“神秘”的作品，创作历时约20年，几易其稿，却一直没有出版。文稿压在台湾皇冠文化公司创办人平鑫涛的手里，珍藏多年。
2009年2月23日，也就是台湾皇冠文化公司成立55周年纪念日的次日，《小团圆》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，由皇冠公司在台湾出版发行。
《小团圆》的面世，令广大张迷们极为兴奋，但也引起了一些人对出版方违背作者遗嘱的质疑。
《小团圆》的手稿在此之前从未曝光，仅有宋淇、平鑫涛等人看过。
张爱玲生前曾经说：“这是一个热情故事，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，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。”
这部书，讲了太多的事情，足够张学研究者们消化好些年的。
我们还是回到当年——
1994年秋，《中国时报》鉴于《对照记》的特别价值，把第17届“时报文学奖”的“特别成就奖”授予张爱玲。
张爱玲欣然接受了这个奖，还写了一篇获奖感言，发表在1994年12月3日台北《中国时报》副刊上。
这个感言的题目，就是《忆〈西风〉》。她在感言中，对当年写《我的天才梦》，因字数超限被取消了原定首奖的“往事”仍耿耿于怀。她说，因为十几岁时最敏感，易于受伤，因此现在获奖一点喜悦感觉都没有了。
本书前面已经讲过，这个记忆是靠不住的。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，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，其中流露出来的不平之气，是缘何而来？
从《五四遗事》到《色？戒》，到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，再到这篇《忆〈西风〉》，实际上都埋藏着一条连贯的情绪伏线——
谁对她的一生坎坷负责？
这是她终生也不能释然的一个问题。
实际上，没有谁！
也不能埋怨时代，只能归之于命运；而且，如果再晚一点，就连那昙花似的盛放也都不可能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为接受这个奖，她特地到照相馆照了一张“近照”，寄到台北，刊登在获奖次日的《中国时报》上。
照片中的张爱玲，面容清癯，目光炯炯，但明显已是苍然一老妇了！
最可称奇的，是她手拿一张卷着的华文报纸，露出赫然几个标题大字：“主席金日成昨猝逝。”
——到最后，她也要惊世骇俗一次！
这个亮相，使不少张迷惊骇，甚至有人认为很不祥。但，这就是张爱玲——命运就是再严酷，她也没有屈从，到最后也还有心情挑战与调侃。
她通知皇冠出版社，再版《对照记》时，要把这张照片放在最后一页，并补充了如下的文字说明：
写这本书，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，出来透口气。跟大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，有“天涯共此时”的即刻感。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人的照片，证明他当天还活着。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人老了大都
是时间的俘虏，
被圈禁禁足。
它待我还好——
当然随时可以撕票。
一笑。
幽默依然如故。不过，她虽老了，却绝没有被时间所俘虏。最后的这几年，是她相当勤奋的几年，写作的速度很惊人。
无人打扰，不为钱所困，尚有精力书写回忆录——这不正是一个作晚年最圆满的境界？
在《红楼梦魇》里，张爱玲就感叹过“去日苦多”。
流走的岁月，确是太多了。一部《小团圆》，至今还没写完，何日能杀青，还在一片迷雾中。
送走了一个“急管哀弦”的冬天，又是一年盛夏来临，老年张爱玲忽然又不安宁了。
1995年5月17日，她给林式同写信，又要搬。她说，伊朗房东在找她的麻烦，让她雇人清扫房间，吵得她吃不消。她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，还在信中附上了剪报资料。
不知她是怎样想的——两个地方都在沙漠中，比洛杉矶更热、更干。
林式同接信大吃一惊：张爱玲这么大年纪，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怎么可以？
他赶忙打电话给张爱玲，问她在拉斯维加斯有没有熟人，张爱玲说没有。林式同这次没有尊重她的意见，坚决反对。
张爱玲又提出，可否在洛杉矶找一处新建的房子。林式同对房地产业“门儿清”，他告诉张爱玲：这几年国经济不景气，要找新房子很难，还是先不动为好。反正租期7月份才到，这期间一定能为她选到一个好住处。
如此过了半个月，张爱玲打电话来，说房东又不赶她走了，可以继续住下去。但皮肤病又发作了，来势汹汹，连衣服都不能穿。整天要照紫外线灯，人常感冒，久久也不好。
林式同想了想，建议她去买一件墨西哥人穿的斗篷。那其实只是一块布，上面有个洞，往头上一套就是一件衣服，穿脱都比较方便。
张爱玲没有做声。
听她讲话，与往日并无不同。林式同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，他哪能想到，这竟是他与张爱玲的最后一次通话！
……
“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，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，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——完不了。”
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——年轻时的张爱玲，怎能写出这样苍凉的句子？
如今更尽漏残，她自己的故事，也还没有完。
有人说她“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”。
不错，这也算是谶语吧。她是在中秋节后第四天来到这世上的。
在她生命中第75个中秋圆月将要升起的时候，张爱玲，这个只有上世纪的中国才能诞生的传奇女性，带着她的绝代风华，走了！
1995年9月8日，中国的“中秋节”前一天。
中午12:30，林式同回到，正打算浏览当天的报纸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把他从沙发上惊了起来！
电话里说话的人，是伊朗房东的女儿：“你是我知道的惟一认识Elieen Chang Reyher 的人，所以我打电话给你，我想她已经去世了。”
林式同大惊：“我不信，不久前我才和她通过电话。”
房东女儿说：“我们几天没见过她，也没听见过她房间有任何声响，估计她已经不行了。刚才我已叫过急救车，他们马上到。”
言之凿凿，再无可疑。林式同说：“我马上过去。”忽而又想到，张爱玲三年前曾给他寄过遗嘱，不禁叫了一声：“我有她的遗书！”说罢放下了电话。
他找出遗嘱，收拾好正准备出门，电话铃又一次响起。
他忙抓起电话，只听对方说：“这里是洛杉矶警局，您是林先生吗？张女士已经去世，我们在这儿调查，请您20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。”
林式同后来经过允许，来到了公寓，见警察和房东正在房间里忙碌，他上前告知了身份，并把遗嘱出示给警察确认。
他想进房间，但被警察拦住，要他在走廊等候。一位女警拿了一个手提包交给林式同，好心地叮嘱说，这都是重要的遗物，不能让房东收去。
林式同打开袋子看了看，里面装满了信件和文件，还有一串钥匙。
殡仪馆的人也随后赶到，要求林式同在火化手续单上签字。林式同说，我没见到遗体，怎么能签字？警察这才允许他进房间去。
这是一个安详的世界。
照紫外线的太阳灯还开着，电视机却是关着的。
张爱玲躺在房间里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，溘然长逝。
她身穿旗袍——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。
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。
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。
她头发很短，手脚自然平放着。
她合上了眼，神态安详，只是出奇地瘦。
她走了。走得平静，有尊严……
她走的时候，仍是我们中国的女人……
据法医检验的结果，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，也就是9月1日或2日，死因是心血管疾病。林式同只知道张爱玲一直有牙病、眼疾和皮肤病，平日易患感冒，没想到她会有心血管疾病。
张爱玲平时不愿自己动手烹饪，也不愿到外面去吃，仅以罐头蔬菜、盒装鲜奶、鸡丁派、胡桃派、苏格兰松饼等作为饭食，罐头蔬菜用电炉加热一下就吃，充其量再煎个鸡蛋。如此长年累月，营养跟不上，免疫力下降，人都瘦干了。一遇大病，就顶不住了。
从房间里的情况看，她临终前头脑很清醒，知道大限已至，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，装进手提包，放在了靠门边易被发现的折叠桌上。
林式同在清理房间时，为方便起见，还特地请了一位朱小姐来帮忙。
他们亲眼目睹了张爱玲“家徒四壁”的极简生活之状。
墙上是空空的，没有悬挂任何装饰物。靠窗是一沓纸盒，这就是张爱玲的“写字台”，《对照记》、《小团圆》就是伏在这些纸盒上写的。
床前的地上，放着电视机。她喜欢靠在床上看电视，靠看电视来忘记病痛、甚至催眠。
房间里的地上，摆着许多纸袋。贮衣室里除了近年来买的衣服，也有一些纸袋。但是没有箱子，她嫌搬家时麻烦。
她用的拖鞋，是浴用的橡胶拖鞋，用脏了就扔，还有几大包新的没用过。
厨房里也多是纸碗和塑料刀叉，用过即扔。所有的金属餐具都是新的，像是没用过，只有咖啡壶是常用的。
她的浴室里，显得很凌乱，没有毛巾，到处是扔掉的纸巾。林式同和朱小姐推测，她最后大概连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所以才用了这么多纸巾。
张爱玲还另外租了一个小仓库，有3英尺见方，里面收藏着她的英文著作、打字手稿等，都用手提袋装着。后来，在律师的帮助下，林式同遵照遗嘱的内容，把这些遗物分装十余个中型纸箱，寄给了在香港的宋淇。
在这些遗物中，有英文小说《少帅》、《上海闲游人》和未完成的《小团圆》、《描金凤》等手稿，除了《小团圆》外，其余至今尚未公诸于世。
9月19日，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机惠捷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，到场的是林式同和他的几位友人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。
9月30日，是张爱玲75岁生日，按照中国的传统，是她的“七十六岁冥诞”。在这一天，她的骨灰，由林式同和友人张错、高张信生、高全之、张绍迁、许媛翔等，乘船护送至海上。 众人对骨灰盒三鞠躬，主持者念了简短的祭文。
在船笛长鸣声中，朋友们将她的骨灰撒向太平洋，同时还撒祭了红白玫瑰花瓣。
张爱玲之魂，就此永远漂荡在海上。
浩瀚。博大。苍凉……
此后的十几天内，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在华人世界所引起的反响，可用“猛烈”二字来形容。
港台和大陆的媒体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消息，并刊登了有关的专访和悼念文章。受到华人媒体的感染，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洛杉矶时报》也有讣闻登出。
美国的华人文学圈中，人们自发地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。
国内的读者们，更是爆发出了空前的热情，有关张爱玲的书籍在海峡两岸再次热销。
“张爱玲”这个名字，又一次被放大。
这是上世纪末，一件与文学有关的事在华人世界所引起的最大轰动。
这样的胜景，张爱玲已无从得知了。
她什么也不需要了。
只要那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花瓣在飘……
她带着满足感，飘然而去——把自己的文字，给了整个民族。所有的赞美与攀附，所有的不屑与挑战，都不能再来搅扰她了。
只隐隐可闻，一个声音在浩茫世界的某处回响：
——“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。”
文章摘自 《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》 作者：清秋子 出版社：京华出版
昨天跟K谈到牙齿
忽然想到张爱玲
文章很长
你有耐心读完么？
没耐心，最近下了几部韩国电影，是我喜欢的那个混血帅哥主演的，死活看不下去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太累了？还是床太舒服了，靠着床头看着看着就开始打盹了。
丹尼尔海尼？
丹尼斯吴？
人老了
耐心也老了
但是看帅哥的心没S也没老，哈哈
丹尼尔·海尼
哦，尤记得《金三顺》中的台词
他不是人是艺术品，哈哈
两个丹尼都是极品帅锅
海尼比较有绅士范儿
吴感觉更年轻有活力
《甜蜜间谍》中的吴
号称：史上最帅韩剧男主角
当之无愧
你看的是海尼的什么电影？
OMG! 帅呆了！！
感叹下歪楼的速度
才女不敌帅锅啊
吴太年轻了，海尼是那种越老越帅的。
我下的两部是《纽约客@上海》、《勾引罗宾》，后一部那个女主整容整的不能看啊，那个香肠嘴是在整容恢复期拍的还是韩国人就喜欢那种唇形？已经看到好几个韩国女艺人是那种肉肠嘴。
看到大段大段的文字， 俺就头晕
帅哥赏心悦目啊~~~
美女常见， 帅哥确实不多。。。
看完。心酸。
简简单单的人生
才女，神女，就这样走过她的人生路！
感叹啊！！
你在哪弄来的呢？
文章是网上搜来的，不过我一直都有关注她，无论生前S后，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几百年才出一个……她的《小团圆》，一出版我就有买，不过虽是张迷，也忍不住说真心不怎么样。
一个女人，孤寒若此，S后数天才有人知晓，真让人唏嘘。做天才好呢？还是做一个平凡而幸福的女人好？真是难题……
或许这就是矛盾吧？
天才注定是痛苦孤单的结局，不然成不了天才，放眼望去，无一不是，当然除了比尔。
或者，这只是旁人看起来的痛楚，她（他）们的内心是丰富到极致，平凡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短短几十年，平凡的人经历着平凡人的一生，忙碌着忙碌，到头来也分不出什么是幸福不幸福，终将一路归去！
好奇比尔是谁？不会是比尔盖茨吧
我看过她早期在上海拍的一些照片，不愧为名门之后呀，很特别的女性，气质特佳，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样。。。可惜了爱上胡兰成这种下三滥。。。。
居然有嫌帅哥年轻的
宝贝不知道帅哥有一个品种叫正太么？
其实两个丹尼年纪相差无几
宝贝大概是喜欢海尼的英伦范儿吧
还没看到照片时就有种奇怪的想法，她的样子应该跟非诚勿扰的骆琪差不多。
只是她的眼里少了她的柔美多了洞穿人心的犀利。
为情而生的女人，要是遇上的是刘德华，张学友该有多好呢？！！
引用: 点评cn1213 我想她不会喜欢他们。她的两段爱情，男主角都是在文坛上小有成绩的人。 发表于 1 小时前
嗯，她爱上的是他们的文才，文人的浪漫。可惜对方却不能象她那样地执着。
被这个帖子吸引了，原来狮城还有这样一个版块。
说中我的心头好。她的笔下，女人从来无法功德圆满，除了白流苏。其余的，都是病态的残缺的悲哀的。
有时候想想，年轻时候的自己不也是这样别扭着，总觉得平缓没有波折的感情不深刻，以为爱情就是要哭哭笑笑，转转折折。可是后来遇见这个目光朗朗的纯情少男（彼时20出头勉强算少男吧），自己居然不知不觉的就喜欢上了这种坦坦然然，事无不可对人言的轻松心态。
有时想想，张若是真能遇上个清风霁月的翩翩君子，是不是人生会完全不一样？像钱钟书和杨绛那样的神仙眷侣。不过性格深处有些喜好是如此的难以改变，也许，每个人人生的终点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不管你选择哪条路，不管你怎样兜兜转转，你内心的渴望和喜恶，终究会带你去同一个地方（这样说似乎有些悲观绝望）。她的灵魂和才华，那样高那样远，是我们都无法触及的。 只可惜，她的才气来得那么快，也走得那么急（解放以后的书都简直不能看），这大约也是随着她略有病态的喜好同来的，一个不能挣脱的诅咒吧。
想当初，胡兰成就是因为读到她的《封锁》，从此心心念念，誓要见到作者本人。如果那时换一个人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可惜，世上根本没有如果。
MM看你的ID，就是文艺女青年，重精神轻物质型的
看了你的原子弹贴，你文笔很好啊，欢迎多来茶馆发文艺贴
至于造原子弹，放宽心啦，我以前也为这个问题看过医生，还算是著名中医（同事的婆婆），她也说我很难怀孕，现在我孩子都上中学啦……
搬个家，保持好心情，原子弹会有的
天，不是我谦虚，也不是惺惺作态，我真算不上文艺女青年（中年？）
从小就重理轻文，学了一辈子理。语文常常不及格，写作文就凑字数。大学开始读小说，不过，那时真有点像老房子着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到今天，虽然不会写，却慢慢知道了自己的口味。就像人常说的，不会杀猪，但咱还是会吃猪肉的。
要我编东西，那是注定要抓耳挠腮绞尽脑汁的，不过，一旦说起跟老公吵架，造原子弹这事，我就滔滔不绝，话痨得很，实在是心里九曲十八弯想得太多了。只是，自己的各种无奈痛苦，终使用全身力气写来，也无非是白开水似的文字，读起来寡淡无味。张大才女的字字珠玑，可望而不可及啊。
幸好不可及，我还是宁可要平凡的幸福，不要做孤苦的天才。
拜一花了大半个下午
看了贴文的全部
还到处copy了一些
不为别的
只是因为俺的中四高华第一课
就是张爱玲的《天才梦》~~~
上茶馆喝茶灌水
还不忘给学生找点营养回去
我是一个多么克尽职守的老师啊，啊。。。。
作为背景知识
介绍了一下张爱玲辉煌岁月
还有这个帖子里张的晚年
讲的我都无比动容
听得几个学生眼泪汪汪阿~~~
遥想当年的大学校园
人手一套张爱玲
那就是时代文艺青年的标签啊~~~
天才梦是张爱玲19岁时
在《西风》杂志的征文赛中中所创作的一篇散文
那简直就是19岁的张爱玲给自己这一生
起起伏伏的命运
一个预言~~~
张爱玲散文《天才梦》全文：
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，从小被目为天才，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。然而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——所有的只是天才的 乖僻缺点。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，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。
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，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。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。我还记得摇摇摆 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，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。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，一个家庭悲剧。遇到笔划复杂的字，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。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。我母亲批评说：如果她要自杀，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。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。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。
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《西游记》与少量的童话，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。八岁那年，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，题名快乐村。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，因克服 苗人有功，蒙中国皇帝特许，免征赋税，并予自治权。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，自耕自织，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。
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，预期一本洋洋大作，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 了兴趣。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，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，建筑，室内装 修，包括图书馆，“演武厅”，巧克力店，屋顶花园。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。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——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，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。
九岁时，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。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，我哭了一场，决定做一个钢琴家，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。对于色彩，音符，字眼，我极为敏感。当我弹奏钢琴时，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，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。我学写文章，爱用色彩浓厚，音韵铿锵的字眼，如“珠灰”，“黄昏”，“婉妙”，“ｓｐｌｅｎｄｏｕｒ”，“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”，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 病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爱看《聊斋志异》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，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。
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。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，直到我十六岁时，我母亲从法国回来，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。 “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，”她告诉我，“我宁愿看你死，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。”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，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。我怕上理发 店，怕见客，怕给裁缝试衣裳。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，可是没有一个成功。在一间房里 住了两年，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。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，接连三个月，仍然不认识那条路。总而言之，在现实的社会里，我等于一个废物。
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。她教我煮饭；用肥皂粉洗衣；练习行路的姿势；看人的眼色；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；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；如果没有幽默天才，千万别说笑话。
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，我显露惊人的愚笨。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。除了使 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，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。 生活的艺术，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。我懂得怎么看《七月巧云》，听苏格兰兵吹ｂ ａｇｐｉｂｅ，享受微风中的藤椅，吃盐水花生，欣赏雨夜的霓虹灯，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。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，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，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
要记得谢谢我啊
俺最感慨
是张爱玲这么热爱市井之声
找房子还要听得见火车声
却这般害怕与人交往
宁可遗世独立
是什么让一个明明热爱世俗生活的人，离群索居……
在心理学上
这就是典型的社交恐惧症~~~
从艺术感悟和表达来说
张爱玲就是那天才中的天才~~~
从个人际遇来说
她也说了
短的是人生，长的是磨烂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