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的远虑与人民的近忧
2014年05月30日
公积金储蓄是否足以让新加坡人安享晚年的问题，昨天依然是政府施政方针辩论的一个重点。
后港区议员方荣发就针对这个课题，提出人们的数个疑虑：一旦重新受雇的年龄顶限从目前的65岁提高到67岁，提取公积金存款的年龄是否也会相应提高？政府会否调整公积金联合户头（即特别、保健储蓄和退休户头）的利率？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（CPF Life）是否优于最低存款计划（Minimum Sum Scheme）？CPF Life又能否更具灵活性？
方荣发也说，目前的CPF Life没有提供让年长工人计划“提早退休”或“半退休”的可能性，他因此呼吁政府在CPF Life框架下提供第三个选项，也就是让公积金会员在有生之年提取全额入息，完全无需把存款馈赠后人，并且在60岁就可开始提取公积金储蓄。
2008年，全国工资理事会主席林彬教授领导的全国长寿保险计划委员会，经过半年的广泛咨询和研究讨论后，建议在强制性的年金计划下，提供12种供会员选择的选项。一年后，选项减至四种，2012年又进一步减成两种。
一再的调整说明，就算政府接纳方荣发的建议，增加一个选项，还是难以满足每个人的要求，人民要的其实是百分百的灵活性。例如，一些人或许以自己购买的私人年金计划取代CPF Life，另一些可能觉得最好能够选择退出计划。
可是，正如人力部长陈川仁昨天回应议员们建议时所说的，人们的寿命不断增加，要确保公积金会员退休后每月享有稳定的入息、不依赖国家，公积金制度不可能提供百分百的灵活性。
陈川仁说：“允许人们在时机不成熟时提取公积金的做法让人担忧，这最终不是关乎把风险转移到人民身上，而是关乎把风险转到我们的下一代。”
显而易见，在公积金的课题上，人民和政府有不同的聚焦点：人民希望以公积金储蓄应付眼前的需求，包括送孩子到国外念书，政府则要放眼未来的需要，以确保可持续性。
举个例子，一个还需要供孩子念书的母亲在选购预购组屋时，身边所有人都劝她量力而为选三房式的组屋。可是她却在考虑到日后房价可能更高，担心孩子更不容易购买较大型组屋，决定即使目前要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，也要买下四房式的组屋以便日后留给孩子。
每个人都必须在满足眼前的需要或者一些奢侈的欲望，以及未来生活有保障之间求取平衡，同时要权衡利弊得失。
政府已表示将检讨公积金制度和CPF Life，李显龙总理预计将在8月份的国庆群众大会上，宣布更多细节。要拉近与人民想法的落差，对话和咨询不可少，也必须教育民众，让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做思考和提出看法。
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两天前参加辩论时就说，政府调整公积金制度前，应适时提醒会员。例如，许多人可能忘记或没留意到，公积金会员能以房地产作为一部分公积金最低存款，但顶多只能是最低存款额的一半。
官委议员许优美昨天则跳脱对单一课题的关注，指出人民要积极和具建设性地参与辩论，就必须加强思考的能力，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复杂的课题。她认为，这意味着必须从孩子的教育着手，让他们接触历史、哲学、社会学、人文和艺术等领域的知识，让他们从小学会发问，学会与其他人对话，让他们知道复杂课题没有绝对的对错，也教会他们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。
随着人民教育程度提高，也更愿意针对各种课题提出看法，展开公共讨论以集思广益，是社会听取不同看法的重要途径。这要求政府检视自己可扮演的角色，鼓励人们积极交换意见与看法，个人则要懂得如何接纳别人的意见，能够和而不同，能够求同存异。
显而易见，在公积金的课题上，人民和政府有不同的聚焦点：人民希望以公积金储蓄应付眼前的需求，包括送孩子到国外念书，政府则要放眼未来的需要，以确保可持续性。
住房，医疗，养老。再发牢骚就统筹一下^_^
公积金算是人民自己的钱，人民要求更多灵活性其实有道理的。
只是，灵活性有了，又无可避免有些人民乱花钱，最後没钱又要向政府讨救济。
真是当家难，为官不易啊。
政府太为人民着想了，也是不好，我要是政府，要拿出拿去，签个约，以后各种问题没钱别找政府解决，死缠烂打者坐牢，每个人我看都乖了，哈哈。
想拿钱的人民会恨死我了，哈哈。
签不签约最后政府还是得收拾烂摊子。我觉得CPF只是我们储蓄的一部分，需要那么急着在55岁全部拿出来吗？如果一个人在55到65那么急着要这笔钱花，那么65以后肯定更惨不忍睹，所以我支持政府把一部分CPF扣留到65岁以后每月分发。不过也可以考虑让一些人60岁开始拿，当然每月会少一些^_^